（一）容閎所處時代背景 明末清初，清朝實行閉關鎖國的外交政策。1840年清廷在鴉片戰(zhàn)爭之中戰(zhàn)敗，被迫與英國、美國、法國等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條約，開放五口通商口岸，并割讓香港給英國，允許外國人在這些通商口岸傳播宗教、開設學堂、開辦醫(yī)院。因此，開創(chuàng)了近代中國西學東漸的新局面。 這些外國傳教士將被迫開放的通商口岸作為他們傳播的基地，在這些地方辦學校教授西學、建立醫(yī)院、出版書刊，傳播西方的知識與文化，并且出版了數(shù)量可觀的科學著作，為中國的知識分子學習西方的先進知識、了解世界，提供了一定的理論著作。 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中西雙方正面交鋒，三千年來之一大變局，外國人面對的是閉關鎖國的清朝，中國人面對的是遙遠而又陌生的西方。[（1）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修訂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版，第15頁。]它打破了國人“天朝上國”的美夢，使一些有識之士開始睜開眼睛看世界，主動的了解和吸收西學，其中以林則徐、梁廷枏、魏源、徐繼畬、李善蘭等為其代表人物。林則徐組織翻譯了《四洲志》；1842年，魏源根據(jù)林則徐交給他的《四洲志》和一些外國資料，不斷地補充相關內容，撰寫了一部具有重大意義的著作《海國圖志》，并且總結了鴉片戰(zhàn)爭的失敗經(jīng)驗，首次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吹響了向西方學習的號角。[（2） 王介南：《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太原：書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頁。]促進了中西文化之間的交流，而容閎也正是在這一歷史條件下，使他能夠接觸、了解和掌握西方文化。 （二）容閎早期留學思想的萌芽 容閎于1935年進入古特拉富夫人設立的西塾就學，開始接受西方教育；1941年，在霍伯生醫(yī)生的幫助下進入馬禮遜學校讀書；1847年，同黃勝、黃寬隨布朗牧師負笈西游，正式接受西方教育；1854年，修完學校所有必修課程，獲得學位之后，成為第一個受過完整西方教育并取得大學文憑于耶魯大學畢業(yè)的中國人。在容閎的一生之中，1847年至1854年的八年留美學習生涯正值他的青年，這個年齡是一個從幼稚走向成熟、從前路不清走向目標堅定的塑造時代。在這個時期，他不僅直接了解并學習到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技術，而且對世界、對未來確立了自己的看法。 容閎在耶魯大學就讀期間，對于中國國內之政局變化也時常關注。當他頭戴小圓帽、拖著長辮進入耶魯大學，開始徜徉在資本主義的文明世界之時，他不得不對自己本民族的命運產(chǎn)生一聲嘆息。完善的美國議會制度、新英國省雄壯的工業(yè)區(qū)與中國農(nóng)村“面朝黃土背朝天”面黃肌瘦衣不蔽體的農(nóng)民形象、草菅人命陰森恐怖的官府衙門在他的意識里產(chǎn)生了強烈的反差，使他的內心無法保持平靜。他說到：“清廷腐敗落后的情形，使我的心靈時常受到觸動，到大學最后一年的時候最是激烈。每次想到這，心里就會悶悶不樂。”[（3） 容閎著，沈潛、楊增麟評注：《西學東漸記 中國留學生之父的足跡與心跡》，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8頁。]正是這種強烈而又深厚的愛國情感，使他對于中國暴露出來的腐朽沒落，人民處于水深火熱的生活之中的情形十分痛恨。也是中國這樣腐敗落后的現(xiàn)狀，引發(fā)了他改造中國、改變現(xiàn)狀、喚醒沉睡之中的國人的愿望。他許下誓言要將貧窮落后、實力弱小的中國改變成為美國那樣繁榮富強、實力強大的國家。 對于在美國接受西方先進的文化，目睹了西方社會發(fā)展得繁榮進步的容閎來說，他結合自身所受的教育，認為要想擺脫中國的貧窮落后的面貌，不受列強欺侮的重要途徑，就是學習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正是抱著這樣的愿望，1850年容閎才會在自己經(jīng)濟拮據(jù)之時婉拒了孟松學校以簽訂志愿書，當一名傳教士為條件的豐厚獎學金，憑靠自己堅持不懈的努力與頑強的毅力完成了大學里的所有課程；1854年拒絕了香港教會贊助人要其以傳教為職業(yè)的勸告，而堅持以自由之身歸國服務。[（4） 張海林著：《王韜評傳 附容閎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90頁。]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打消他要改造中國的愿望，也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阻止他對這一目標的努力。 容閎大學畢業(yè)的時候，美國的經(jīng)濟正在快速的發(fā)展，需要大量的人才為之服務，他本可以在美國謀得一份待遇不錯的工作，可是他卻沒有那么做，此時的他一心想著的都是如何實現(xiàn)自己的鴻鵠之志，挽救處于苦難中的祖國。容閎在自傳之中如是說：“我來到異國他鄉(xiāng)求學，接受高等的文明教育，由于自己的勤奮努力，最終達到了我來此學習的目的，雖然不能夠每件事都得償所愿，然而以接受基礎教育的資格來說，我也可以自稱為接受過教育的人啊。既然如此，那么，我就該想一想，我這一生所學應該用在什么地方呢？”[（5） 容閎著，沈潛、楊增麟評注：《西學東漸記 中國留學生之父的足跡與心跡》，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頁。]經(jīng)過慎重的思考過后，容閎得到了答案，在他看來：有文憑的人，比起沒有文憑的人來說，謀事較為容易。大學所發(fā)的學位證書，也并沒有金錢那樣的效用。只是說培養(yǎng)了一批具有高尚品格的人材，等到將來他們有了勢力之后，可以擔任別人的領袖而已。好的大學教授的知識，是比金錢更加寶貴的東西。所以人們必須接受教育獲取知識，知識就是自己未來的能力與勢力，他們的作用比金錢還要巨大。[（6） 容閎著，沈潛、楊增麟評注：《西學東漸記 中國留學生之父的足跡與心跡》，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3頁。]www.bjnmszs.net故在大學四年級的時候，容閎對于自己的未來在心中就有了規(guī)劃，教育計劃在他的頭腦之中醞釀而成。他認為自己所受到的文明教育，應當與后人一同分享，“把在美國學到的知識用來為祖國服務，把在大學求學時設想的使更多的中國青年到國外去學習的留學生教育計劃付諸實現(xiàn)，使祖國成為一個文明富強的國家。”[（7） 顧長聲著：《容閎 向西方學習的先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頁。]他以此為目標，并為之而努力，為了實現(xiàn)自己的這一理想，畢業(yè)后的容閎毅然選擇了回國并不斷的努力尋找實現(xiàn)其教育計劃的機會。 （三）容閎早期留學計劃的初步嘗試 離開祖國八年的容閎，懷著難以言表的心情回到熟悉的故鄉(xiāng)，對于國語“幾近忘之”，為了實現(xiàn)自己的教育計劃，他“先習國語與漢文，俟其嫻熟，乃衣一定之方針，循序而進，庶可達予夙惜之希望也”。[（8） 容閎著，沈潛、楊增麟評注：《西學東漸記 中國留學生之父的足跡與心跡》，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6頁。]他將“謀食”與“謀道”結合起來，不斷地進行實踐。他曾經(jīng)在廣州派克公使處擔任書記，期望通過派克結識中國的達官顯貴，實現(xiàn)自己派遣留學生的計劃，后來發(fā)現(xiàn)這一方法“乃非近水樓臺”，于是辭職。接著又輾轉到了香港，在那謀得一份翻譯的職位，但他并不滿足于此，在空下的時間，他學習法律，以期將來能夠做一名對社會產(chǎn)生更大作用的律師，卻遭受到了英國法律界的排擠，最終“學律未成”。事后回想，他為此而感到慶幸，認為自己要是在那里繼續(xù)工作，自己的生活圈子回受到很大的限制，“不能至中國內地，與上流社會交游”。[(9) 容閎著，沈潛、楊增麟評注：《西學東漸記 中國留學生之父的足跡與心跡》，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頁。]后來又跑到上海，期望通過一些社會上的名士去結交清朝權貴，結果并不如愿。1860年，容閎隨同曾蘭生等人到太平天國所轄區(qū)域進行視察，并向玕王洪仁玕提出了七條建議，其中大部分是關于教育方面的，但是并未引起重視，因此，他失望而返。在容閎的回憶錄中，他寫到1863年在兩江總督曾國藩手下當幕僚的好友張斯桂以及數(shù)學家李善蘭，他們先后寫信給容閎，轉達曾國藩邀請容閎與其見面的想法。剛開始，容閎是婉言拒絕的，但是李善蘭等一再來信講述“文正之意，言之甚悉”，講明曾國藩有意將他帶入政壇，在其“屬下任事”，而容閎一開始并沒有想到會有這種機遇，現(xiàn)在他想有了曾國藩等人的幫助，他的留學計劃則“當不患無實行之時”。 [(10) 容閎著，沈潛、楊增麟評注：《西學東漸記 中國留學生之父的足跡與心跡》，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頁。]為了不失去這次良機，故容閎決定前往與曾見面。 由此可見，容閎回國之后，一年之中“三遷其業(yè)”，太平軍中進行訪察，為獲得曾國藩的幫助以實現(xiàn)其教育計劃，可以看出他試圖通過自己的工作去結識中國主流社會的達官顯貴以及清廷中重要的中國領導人，通過對他們的影響，希望其派人學習西方文化或者進行留學活動，并最終實現(xiàn)自己的教育計劃。 |
